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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媒体十年记者改行送外卖:两封信里的青年困局

2026-10-03 · 来源:虎嗅·中继

省级媒体十年记者改行送外卖:两封信里的青年困局

获奖摄影师被催收电话困住,24岁骑手陷入自我审判——两封来自外卖骑手的来信,勾勒出普通年轻人在算法、债务与自我期待夹缝中的精神处境,也折射出零工经济时代“体面劳动”叙事的裂缝。

雨天,学校路段,一名外卖骑手为避让从违停车旁突然窜出的行人摔倒在地,对方看都没看他一眼便扬长而去。他坐在雨水里,脑海中“那个我”又开始审判自己。这一幕来自“蔡雅奇刑法”近期刊发的两则读者投稿——两个外卖员,两封信。它们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信中呈现的不是猎奇故事,而是当下大量普通青年共同的精神底色:被系统推着走,被自己反复审判。

第一位写作者是02年生人,今年24岁,已工作六年。职高毕业的他只能做随时可被替代的工作,一次次被周围环境和人逼走。跑外卖曾是他眼中的理想解法:没有人际关系,没有强迫加班。这个选择本身值得细读——对一个缺乏学历背书的年轻人来说,零工平台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承诺了一种“去关系化”的劳动:计件、即时结算、不必讨好同事与领导。可三年过去,四面八方的高压与恶念让他逐渐麻痹,他先用物质刺激自我麻醉,比如“买一辆摩托去西藏”,等刺激失效后,又在反复自我拷问中精神崩溃——连续几天睡不着,不吃不喝,只抽烟。一位走出心理困境的发小建议他做到“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近半年状态好转,但他仍不敢多想,一想,内心的审判便再度开始。

第二位写作者的身份更具冲击力。这位来自新疆的90后,曾在乌鲁木齐、成都两地的省级传统媒体做了十年记者,辞职与朋友创业开店却赶上疫情,赔了几十万元,如今负债累累,被无数催收电话和短信弄得身心俱疲,一度想结束生命,因为父母才打消念头。这位热爱摄影的骑手,作品曾获第31届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摄影比赛三等奖、成都高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摄影比赛三等奖,并入选2023“我与天府新区摄影作品展”。他向往像好利来董事长罗红那样财富自由后环游世界拍照,但也承认这辈子几乎不可能实现。

从省级媒体十年记者到负债骑手,这条坠落轨迹并非孤例。近年传统媒体行业收缩,加之疫情对实体餐饮零售的冲击,许多带着“体面履历”的中年青年被迫进入零工市场。外卖骑手群体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逐年上升,“高学历骑手”早已从新闻话题变成结构性现象。这对AI与自动化时代是一个辛辣的注脚:当技术叙事铺天盖地地谈论算力、模型与效率革命时,大量劳动者仍在用血肉之躯承接平台算法派出的每一单,被超时、差评与催收电话同时围困。技术越进步,人被“降格为运力”的焦虑就越尖锐。

两封信最终汇入同一个判断: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与自由的通行证,普通人没有多少试错成本,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多数人只能按“上学、工作、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的剧本走下去。正如这位前记者所写,他的理想与热爱,正随着一单单外卖被“磨灭、禁锢、吞噬”。

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两封信也提供了几条朴素的采购式考量——如何用有限的“人生预算”抵御风险。其一,任何创业决策都应预设最坏情形:这位前记者赔掉几十万元,正是因为把多年积蓄押注在一个随后遭遇系统性外部冲击的行业上,缺乏止损机制与现金流缓冲。其二,警惕以“物质刺激”代替真实修复:买摩托去西藏式的自我麻醉只能延缓问题,心理层面的支持(如他发小提供的经验)才是可持续的路径。其三,技能资产需要持续保值:摄影奖项证明他仍有可迁移的专业能力,关键在于如何在债务重压下为其留出变现通道。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社会观察类深度报道,所涉话题为个人经历与行业现象,不涉及任何具体商品型号的在售挂价数据,亦无可引用的行情报告编号,故此处不提供相关行情信息,以免误导读者。

两封信没有给出答案,但它们把问题摆上了桌面:当“试错成本”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高到足以吞噬十年,社会的安全网、心理支持体系与零工劳动者的保障机制,该如何补位?

Q: 两封信的写作者分别是谁,处境有何不同?

A: 一位是02年生人、今年24岁、已工作六年的职高毕业生,跑外卖三年后陷入反复自我审判;另一位是在乌鲁木齐、成都两地省级传统媒体做了十年记者的新疆90后,创业赶上疫情赔了几十万元,负债累累,靠送外卖维生。

Q: 第二位写作者有哪些可佐证其专业能力的经历?

A: 其摄影作品曾获第31届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摄影比赛三等奖、成都高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摄影比赛三等奖,并入选2023“我与天府新区摄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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