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1 · 来源:虎嗅·中继

厦大与合工大学者首次实证:海归院长靠知识溢出与合作网络提升学科产出,而非挤占资源或经费倾斜。
海归学者出任高校院长,究竟是拉动整个院系的科研实力,还是仅成就个人的“明星效应”?这一长期依赖经验判断、缺少实证证据的问题,如今有了首个系统性答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晓芳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乔列成这对师生组合,梳理了2001至2019年间218个211高校经济学类院系的数据,逐一比对其中72位海归院长上任前后的院系产出,最终发现英文论文发表量平均提升40%。这项成果近日发表于《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
从研究设计的角度看,这项工作最扎实的部分在于其识别策略。研究并未停留在简单的相关关系描述,而是考察了提升效应的实现机制:这一提升并未挤占中文论文发表,也没有伴随科研经费的额外倾斜。研究识别出的主要渠道有三个——院长的个人知识溢出、合作网络的扩展以及人员招聘的国际化。换言之,40%的提升来自“传帮带”与制度性红利,而非资源转移,这直接回应了外界对“明星院长抢资源”的质疑。
董晓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研究最大的创新在于首次把高产学者的“学术明星效应”与政治权力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这也是编辑和审稿人认可的核心贡献。对于科技管理领域而言,这一框架的意义在于,它把人才引进的价值评估从“看个人履历”推进到“看组织产出”,为高校人事政策提供了可量化的决策依据。
在样本定义上,研究将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连续两年以上参与海外访学项目的学者定义为海归院长,并参照国际上以引用加权论文数识别学科前1%或前5%“明星”学者的标准,以发表量和单篇平均被引用因子为核心指标。结果显示,这些院长的产出水平平均达普通学者的7倍以上,可被定义为“明星”。72人中86%拥有海外博士学位,42%曾在海外获终身教职,47%属从海外或校外直接引进的“空降”任职,超半数人的博士毕业院校或曾任职高校位列QS全球前50。
时间维度上,其回流集中于2001年与2015年两个高峰,与“十五”至“十三五”期间国家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节奏相呼应。这说明宏观人才政策与微观院系产出之间存在清晰的传导链条——政策窗口期引进的人才,在十余年尺度上留下了可测量的学术影响。
不过,海归院长的实际渗透率低于公众的固有印象。乔列成指出,19年间218个院系共发生超过500人次院长更替,海归院长仅72位、占比不足七分之一;这72人分布在60个学院,相当于27.5%的学院有过海归院长任职经历,剩余超过七成的院系仍由本土院长执掌。董晓芳也承认,这些占比与大众的固有印象并不相符。
对高校管理者和学科建设决策者而言,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份清晰的“采购清单”式启示。其一,引进海归学者担任院系行政职务的回报不在于其个人发文,而在于知识溢出与合作网络带来的全院系提升,因此评价体系应考核院系整体产出而非院长个人论文数。其二,由于47%的样本属“空降”任职且效果显著,高校在选拔院长时可更积极地面向海外直接引进,而不必拘泥于校内晋升序列。其三,超过七成院系仍由本土院长执掌,意味着海归路径并非唯一解,本土学者的管理效能同样值得后续研究检验。
这项研究也为正在制定人才引进预算的高校提供了参照:2001至2019年的证据链表明,围绕具备海外经历与明星级产出水平的学者配置行政权力,是一种不依赖额外经费倾斜、可持续的产出放大机制。
目前该研究已引发学界对人才政策评估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在缺乏实证的传统领域,此类“证据优先”的研究范式,或将成为高校人事与学科资源配置决策的新基准。
Q: 这项研究覆盖了多少样本,提升幅度是多少?
A: 研究覆盖2001至2019年间218个211高校经济学类院系,逐一比对72位海归院长上任前后,院系英文论文发表量平均提升40%,且未挤占中文论文,也没有伴随科研经费的额外倾斜。
Q: 海归院长的实际占比有多高,有哪些典型特征?
A: 19年间超过500人次院长更替中,海归院长仅72位、占比不足七分之一,覆盖60个学院即27.5%;其中86%拥有海外博士学位,42%曾在海外获终身教职,超半数的博士毕业院校或曾任职高校位列QS全球前50。
主题标签: Dong Xiaofang · Qiao Liecheng · Research Policy · Talent Policy · Academic Star Effect
萬安算交所 AIXX · 萬安算交所 AIXX · 算力硬件实名会员制交易平台 · 进入货源大厅